盧溝橋昔日與今天的面貌。 盧溝橋位於北京市西南，因橫跨盧溝河（現稱永定河）而得名，自金代（1189年）建成以來，即是重要交通樞紐。橋東宛平城為明代所築，是拱衞京師的軍事前哨。盧溝橋上石獅姿態各異、無一雷同，為歷代增補所致，故有「盧溝橋的獅子數不清」之說。意大利人馬可·波羅曾讚其「世界獨一無二」。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（七七事變），就在此爆發。今日的盧溝橋屬於北京市豐台區，早已遠離戰火，斑駁的石獅與橋面，仍承載着歷史記憶。

「盧溝橋之得失，北平之存亡繫之；北平之得失，華北之存亡繫之。」1936年，日本確立全面侵華國策，加速軍事部署。同年，日本強佔豐台——這是當時北平西南門戶，並已控制連接北平與瀋陽的北寧鐵路。在東、南、北三面遭日軍合圍情況下，北平僅剩西南方向的盧溝橋一條通道，而經盧溝橋北側鐵路橋通往中原的平漢鐵路一線尚在中國手中。日軍只要拿下盧溝橋，切斷平漢鐵路，北平就成了一座孤城，華北唾手可得。因此，盧溝橋的戰略地位至關重要，中日雙方軍隊在此形成對峙。

為切斷北平與南方各地的聯繫、控制華北，日軍自1937年4月起在平津近郊頻繁演習，6月更屢次在盧溝橋附近挑釁，駐守在這裏的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加強戒備。今天在盧溝橋東端，能看到一處「盧溝曉月」碑亭，亭內豎立着清乾隆皇帝御筆親題的「盧溝曉月」漢白玉巨碑，為燕京八景之一。碑亭雖頂蓋已毀，但四根精美的漢白玉雕龍柱依然挺立。但1937年此時，戰爭已蓄勢待發，駐守在這裏的士兵不敢鬆懈。

1937年7月7日晚，日軍在盧溝橋附近進行軍事演習，以一名士兵離隊「失踪」為由，無理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。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的一名團長吉星文（圖）對此嚴詞拒絕，日軍遭拒後，仍繼續調遣兵力，包圍宛平城，未幾發動猛烈炮轟，吉星文抱與城共存亡的決心，率部奮起抵抗，毫不退讓。後來調查發現，該名所謂失踪士兵其實很快已歸隊，但日軍仍然隱瞞，未撤回入城搜查的要求，實質以此為借口發動攻擊。

日軍集中猛烈炮火轟擊宛平城，持續數小時的轟炸導致城牆多處坍塌，城內大量民房被夷為廢墟，專員公署亦化為瓦礫。隨後，日軍步兵在炮火掩護下，向盧溝橋北側的鐵路橋及回龍廟陣地發起衝鋒。駐守當地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官兵臨危不懼，依託殘破工事頑強抵抗。今天的宛平城城牆上仍保留了多處當年的彈痕圓形缺口（圖）。

面對日軍的進攻，守城官兵以步槍、機槍、手榴彈頑強阻擊。為保衞鐵路橋，守軍一個排 30 餘人全部壯烈犧牲，無一人投降。鐵路橋失守後，二十九軍又組織 150 人的大刀敢死隊，冒雨從永定河下游涉水過河，繞至日軍陣地後方，近戰格鬥，成功收復鐵路橋。在距離今天盧溝橋不遠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內，陳列着一個鏽跡斑斑、正中位置有明顯彈孔的鋼盔。這個鋼盔就是二十九軍守城戰士的鋼盔，守城戰士不幸中彈，鋼盔也順勢就掉落在城牆底下，成為保存至今二十九軍唯一一件裝備。

事發當晚，居住在盧溝橋附近的鄭福來回憶，那晚密集的槍炮聲把年僅6歲的他從睡夢中驚醒。清晨他剛要出門，便見一枚炮彈在自家北房西側爆炸，昨日還一起玩耍的夥伴當場身亡。隨後，他雖母親逃難，路途中目睹宛平城內外的慘狀：街道上屍橫遍野，男女老少都有，慘不忍睹。這段童年夢魘，成為他一生無法磨滅的記憶。從1951年開始，鄭福來（圖中左三）便在盧溝橋上義務講解抗戰歷史，一講就是七十多年。

盧溝橋事變發生第二天，中共中央發出《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》，疾呼：

平津危急！華北危急！中華民族危急！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，才是我們的出路！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，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。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。

全中國同胞，政府，與軍隊，團結起來，

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，抵抗日寇的侵掠！

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！

驅逐日寇出中國！

通電喚醒全國人的危機感，讓大家明白，妥協退讓沒有出路，只有建立「民族統一戰線」，國共兩黨合作才是最重要的，這是後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基礎。

7月17日，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。他宣告：

全國國民最要認清，所謂「最後關頭」的意義。最後關頭一到，我們只有犧牲到底，抗戰到底，唯有「犧牲到底」的決心，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。若是傍徨不定，妄想苟安，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。

如果戰端一開，那就是地無分南北，年無分老動，無論何人，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，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。

這次演說，表現出國民政府不惜與日本進行全面戰爭的決心，被視為中國的抗戰宣言。全國上下，備受鼓舞，同仇敵愾。

七七事變爆發後，日軍迅速增兵華北，於7月下旬對北平、天津發動全面進攻。國軍第二十九軍雖頑強抵抗，但因裝備懸殊、孤立無援，北平於7月29日淪陷，日軍進入正陽門（南門）。同日，第三十八師在天津發起反擊，終因寡不敵眾，天津於7月30日失守。平津陷落標誌着華北門戶洞開，日軍得以快速進入華北平原，向河北、山西、山東等地進攻。事後證明，7月7日日軍的攻擊並非一次偶然的短暫衝突，而是帶有明顯的軍事擴張意圖，之後戰事迅速升級，成為全面侵華戰爭的開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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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淞滬會戰

日本對上海的進攻絕非臨時起意，而是其「以海制陸、南北並進」戰略的關鍵一環。1936 年 8 月，日本參謀本部在《對華作戰計劃》中明確將上海列為核心目標，計劃佔領上海、杭州、南京三角地帶，切斷中國經濟命脈與對外聯繫，迫使國民政府屈服。七七事變後，日本海軍力主擴大華東戰事，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強調 「確保上海、攻擊南京」，其戰略邏輯清晰：依託海空優勢，快速攻佔中國經濟中心與政治樞紐，在三個月內摧毀中國抗戰意志，實現 「速戰速決」 的侵華目標。

與日本的既定侵略相對，國民政府亦早有戰略布局。1936 年起，蔣介石已秘密制定淞滬作戰預案，計劃在上海主動出擊，打亂日軍由北向南的進攻軸線。七七事變後，國民政府判斷日軍若沿華北平原南下，將快速突破平漢線、直取武漢，割裂中國戰略縱深。因此，中國統帥部決定在上海開闢第二戰場，將日軍進攻方向扭轉為由東向西，依託江南水網丘陵抵消日軍機械化優勢，同時掩護沿海工業內遷。

七七事變爆發後，日軍正式拉開全面侵華的序幕，其核心戰略目標就是憑藉裝備與軍事優勢實行速戰速決，妄圖在短時間內擊潰中國政府、吞併整個中國。而上海地處長江入海口，不僅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工商業重鎮、金融經濟核心，更是首都南京的東部門戶與長江中下游的戰略樞紐，掌控上海就能扼住長江航運命脈，直接威脅國民政府政治中樞南京。日軍深知上海的地緣與戰略價值，國民政府亦有意改變日軍自北向南的傳統進攻軸線，在此早做準備，如圖中國軍在交通要道構築街壘。因此，上海成為中日雙方必爭之地，戰火不可避免地蔓延至此。

1937 年 8 月 13 日，日軍對上海發起大規模軍事進攻。當時日軍在長江下游與東海海面集結數十艘作戰軍艦，地面部署海軍陸戰隊兵力一萬餘人，同時調遣大批作戰飛機提供空中掩護與轟炸支援，以海、陸、空立體作戰體系，向上海市區及周邊中國守軍防線發起猛烈突擊。自此，震驚中外的淞滬會戰正式打響，此次戰役亦被稱為八一三事變、上海會戰。此役不僅是中日首次大規模正面交鋒，東華戰場成為中日雙方角力的核心主戰場。圖為日本作戰飛機向上海市區投下炸彈。

淞滬會戰全面爆發後，國民政府舉全國之力調集部隊參戰，先後投入兵力高達七十至八十萬人，其中包含當時中國軍隊最精銳的德械師部隊（即在德國顧問指導下訓練和改編組建的部隊，如第87、88、36師）。日軍為達成戰略目的不斷從國內及華北戰場抽調兵力增援，先後投入九個師團，再搭配強大的海空軍協同作戰，總參戰兵力約二十二至二十五萬人。無論參戰規模、兵力投入還是作戰層級，淞滬會戰都成為抗日戰爭爆發後，第一場大型戰略會戰。圖為參戰的國軍部隊。

整個淞滬戰場地勢平坦，屬於長江下游平原地帶，無高山險隘可依托防禦，中國軍隊以輕武器、血肉之軀對抗日軍艦炮、飛機、坦克與毒氣的聯合打擊。戰場後方，上海民眾不分男女老少，主動為前方將士送物資、抬擔架、捐錢糧，展現全民抗戰之決心。在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，就陳列着一件寫有「抗日到底 慰勞將士」特製酒的酒瓶。

淞滬會戰戰況異常慘烈，其中羅店爭奪戰被後世稱為「血肉磨坊」，雙方反復衝殺拉鋸，陣地先後十二次易手，犧牲極為慘重，僅此一役中國軍隊傷亡便超過三萬餘人。關鍵的寶山縣城防禦戰中，國軍姚子青（圖）率領整個營六百餘名官兵，面對日軍重兵圍攻、艦炮與飛機輪番轟炸，始終堅守陣地不退後。即使寶山縣城牆被日軍重炮轟塌，城內防禦工事盡毀，守軍依舊拼殺到底，最終除一人奉命突圍傳達軍情外，其餘六百餘名將士全部壯烈殉國。

淞滬會戰從 1937 年 8 月 13 日打響，至 11 月 12 日中國軍隊主動撤離上海，整整歷時三個月之久。最終因裝備差距、海空力量懸殊與後援補給不足，中國軍隊被迫全線撤退，上海全境徹底淪陷於日軍之手。雖然戰役層面中方失利，但戰略上取得重大成果，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計劃，迫使戰爭徹底陷入長期消耗的持久態勢。日軍拿下上海後，順長江西進，直指國民政府首都南京。圖中是11月5日，日軍從杭州灣登陸上海金山衛，對上海實施迂迴包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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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八路軍與新四軍

早在 1936 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，國共秘密談判便已啟動。國共在西安、杭州、廬山等地反覆拉鋸，就紅軍改編規模、指揮權歸屬、蘇區政治地位及是否設立統一戰線組織機構等問題僵持不下，談判多次瀕臨破裂。直至「七七事變」和「八一三事變」爆發後，全國抗戰形勢嚴峻，民族生存危在旦夕，客觀局勢迫使國共加速合作進程，國共兩黨就紅軍改編一事迅速達成協議，中國共產黨軍隊納入全國抗戰作戰序列。

1937年8月22日至25日，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，史稱洛川會議。會議通過《抗日救國十大綱領》，明確指出當前階段的中心任務是「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」，並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。8月25日（會議最後一天），發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，將陝北的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（簡稱八路軍）。圖片就是陝西延安洛川會議舊址。

八路軍改編後，由朱德（圖左）任總指揮，彭德懷（圖右）任副總指揮，葉劍英任參謀長，左權為副參謀長，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。全軍下轄三個主力師：第115師（師長林彪）、第120師（師長賀龍）、第129師（師長劉伯承），總兵力約4.6萬人。儘管名義上隸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，但八路軍仍堅持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。

1937年9月5日，八路軍總部舉行抗日誓師大會。八路軍主力陸續東渡黃河、奔赴山西抗日前線。面對日軍沿同蒲鐵路南下、太原危急的局勢，八路軍迅速投入戰鬥。按照中共中央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」戰略方針，各師分散部署於晉東北、晉西北和晉東南山區，依託太行、呂梁等山脈開展靈活機動的游擊作戰。

1937年11月，八路軍第115師在政委聶榮臻率領下，於山西五台山地區創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，是全國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第一塊敵後抗日根據地。該根據地橫跨山西、河北、察哈爾三省交界（大致相當於今山西省東北部、河北省西部和北部、以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南部與烏蘭察布市東南部一帶），依託太行山脈開展游擊戰爭。因其組織嚴密、群眾基礎紮實，被中共中央譽為「模範抗日根據地」。圖中就是八路軍第115師政委聶榮臻率領部隊向五台山進軍。

同年10月12日，根據國共合作協議，在南方八省（江西、福建、浙江、安徽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廣東）境內堅持游擊戰爭的中國工農紅軍和游擊隊，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，簡稱新四軍，由葉挺（圖）、項英分任正副軍長，下轄四個支隊，下轄四個支隊：第一支隊（陳毅任司令員）、第二支隊（張鼎丞任司令員）、第三支隊（張雲逸兼任司令員）、第四支隊（高敬亭任司令員），全軍約1.03萬人。

儘管人數遠少於八路軍，但新四軍多由富有游擊戰經驗的老戰士組成，成為華中敵後抗戰的中堅力量。收藏於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一枚寫有「抗戰」新四軍臂章，顯示了他們的決心。而「新四軍」稱謂的來歷與葉挺在北伐戰爭中曾經率領過的第四軍有頗多關聯：葉挺曾率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（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）在北伐中屢建奇功，為該軍贏得「鐵軍」稱號；因此改編時他提議命名為「新四軍」，以繼承和發揚老四軍的「鐵軍」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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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平型關大捷

自盧溝橋事變後，日軍橫掃華北，沿平綏線西犯山西，自恃裝備精良、士氣驕橫，輕視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，認定華北各關口皆無力抵擋其攻勢，故而行軍鬆散、戒備鬆弛。直至日軍精銳坂垣師團主力逼近平型關一線，華北正面戰線節節後撤、民心士氣極度低落，客觀局勢迫切需要一場殲滅性勝利打破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。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挺進華北敵後，看破日軍驕傲輕敵、補給線孤懸、山地行軍難以展開重裝備的弱點，利用平型關狹谷險要地形，預設伏擊圈主動迎戰。

七七事變後，日軍迅速佔領北平、天津，並西進意圖攻佔山西，控制華北。為阻止日軍南下太原、打通平漢與同蒲鐵路，國民政府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組織晉綏軍在平型關—雁門關一線佈防。八路軍第115師奉命配合國民黨第二戰區部隊在山西平型關一帶阻擊日軍。平型關位於山西省靈丘縣西南，是內長城的重要關隘，地勢極為險要，利於八路軍設伏。

平型關東北側的喬溝是一條狹窄深谷，兩側山崖陡峭，僅有一條公路蜿蜒穿行，形如「口袋」，利於隱蔽伏兵、封鎖退路。八路軍第115師師長林彪在實地勘察後，地形易守難攻、便於突襲，可一舉截斷日軍補給線。他將主力部署於溝北高地，以第686團居中主攻，第685、687團分別負責阻擊東西兩翼援敵，形成嚴密包圍圈。

9月25日拂曉，日軍第21旅團輜重隊（即即負責運輸糧食、彈藥等後勤補給的部隊）約4000人進入伏擊圈，林彪、聶榮臻指揮第115師約1.2萬人突然發起攻擊，利用居高臨下地形，將日軍壓縮在長約5公里的深谷中。八路軍多次打退日軍反撲，並成功阻擊來增援的日軍。經一天激戰，殲滅日軍約1000人，擊毀汽車百餘輛，繳獲大量武器彈藥；八路軍傷亡亦達600餘人。圖中油畫《平型關大捷》就描繪了這場戰鬥的戰況。

平型關大捷是八路軍出師抗日的首勝，也是中國全面抗戰以來的首次勝利，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，更以事實證明：只要指揮得當、士氣高昂、依託有利地形，裝備劣勢的中國軍隊完全有能力重創現代化日軍。今天位於山西大同的平型關大捷紀念館，就是為了紀念八路軍首勝日軍的這場戰役而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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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國民政府遷都

早在 1935 年華北危機加深、日本侵華步步緊逼之際，國民政府便已確立以西南為復興根據地、以四川為抗戰後方核心的國家戰略，秘密展開西南建設、交通整備與軍政資源內遷，將重慶視作抵禦日軍沿長江西進、支撐長期抗戰的戰略後方樞紐。直至盧溝橋事變爆發，華北門戶洞開、日軍快速南下，特別是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後，華東戰線崩潰、京滬杭經濟核心區淪陷，日軍兵鋒直指南京，企圖攻佔首都。客觀戰局已無力固守東南沿海與長江下游地帶，國民政府基於「以空間換時間、固守西南、持久耗敵」的核心戰略，正式宣布遷都重慶，利用川渝四面環山、地形險固、易守難攻的地緣優勢，隔絕日軍機械化部隊與海軍艦隊的正面衝擊，同時依託大後方人力、物力、資源潛力整合抗戰力量，堅持長期抗戰。

七七事變後，日軍攻佔北平、天津，又於8月發動「八一三」事變進攻上海。淞滬會戰國軍失利，南京危在旦夕。面對華東局勢急劇惡化，國民政府高層意識到必須實施戰略轉移，以保存抗戰中樞、堅持長期抵抗。在此背景下，蔣介石與軍政要員多次商議，最終決定將首都由南京西遷至西南腹地的重慶。今天的重慶南山黃山抗戰遺址，就是抗戰時期的陪都（即首都之外另設的都城）指揮中心。

重慶地處西南大後方，四面環山、嘉陵江與長江在此匯合，形成天然屏障，易守難攻。其水陸交通便利，可連接四川、雲南、貴州等省，且背靠素有「天府之國」之稱的四川盆地，農業發達、物產豐饒，具備支撐戰時首都所需的物資基礎。今日重慶作為中國四個直轄市之一，仍是西南地區重要的交通樞紐、製造業基地和金融中心。

1937年11月20日，國民政府正式發布《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》，宣告：「為適應戰況，統籌全局，長期抗戰，本日移駐重慶。」國民政府主席林森（圖中前排左）率部分文職官員率先乘船西上，經武漢、宜昌輾轉抵達重慶，並於12月1日在重慶正式辦公，恢復行政運轉。而軍事指揮核心——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，則因需統籌前線戰事，暫駐武漢，直至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後才西遷，於同年12月抵達重慶。

重慶自此成為全國政治、軍事、經濟與文化中心，承擔起領導抗戰的重任，各國駐華使館、國際援華組織、新聞媒體及文化名流亦紛紛匯聚於此。在隨後的八年中，重慶承受了日軍長達五年半的猛烈轟炸，卻始終未被攻陷。圖中是在今天重慶的抗戰兵器工業舊址，頂部立有一座向天空射擊的士兵雕像，顯示抗戰時期重慶軍民堅守不屈的精神。